张纯如特辑 | 她无所畏惧
翻译 | TJ
作者 | hurrah
数据支持 | 楼楼
特别感谢 | paper，北风儿
2004年11月初一个阴冷的周一早晨，36岁的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走进一家专卖狩猎用品的商店，直奔南北战争时期手枪专柜 ————她知道，在加利福尼亚购买古董手枪可以免去通常10天的等待审查时间。
第二天黎明前张纯如就开车离家，来到25英里外的一处砾石公路停了下来。几小时后一位社区水检员在开车经过时注意到了这辆白色通用阿莱罗，他透过驾驶窗看到了浑身是血的张纯如，那把左轮手枪就躺在她的左腿上。
张纯如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年轻作家，在29岁时就因为一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争议。这是西方学界第一次发表关于日军1937年在南京暴力行径的历史书籍。
“张纯如揭开了一处快被人遗忘的旧伤疤，人们才发现它直到现在还很痛。”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新闻研究生院主任Schell评价这本书时说。这本书引发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和要求道歉的中国人之间旷日持久的辩论。
人们认为张纯如的自杀难以置信：一个事业如此成功，家庭又如此和睦的人，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是否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位受害者”，无法承受自己重现的黑暗历史？还是因为工作负荷，或者抑郁症药物？支持她的人说是日本极端右翼杀了她，反对她的人说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谎言后畏罪自杀。
张纯如自杀后一周，她的父母在他们位于圣荷西的二层小楼里接受了采访。他们都生于中国大陆，在台湾长大，相识于中学时代，又同时于1962年获得哈佛奖学金赴美留学。张纯如的母亲是一位生物化学家，父亲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在1964年结婚，1967年分别从哈佛博士学位毕业。
当秋日的黄昏逐渐黯淡下来，张纯如的父母坐在他们的丹麦现代风格的起居室里，讲着女儿的故事。有时候他们会用过去式，有时候是现在式。
他们谈到张纯如如何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写她自己的专栏；她如何在高中时恢复了校刊，还找来了帮手和资金支持。她的父亲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红色皮革封面的小册子：《张纯如诗集》。“她很有条理，你看：每一首诗都有日期。她总是很清楚如何做事。”他说着，轻轻抚平其中的一页纸，“这个本子被随便扔在了地下室。现在成了我们的至宝。”
张纯如从小就很认真，母亲说。“她每天都有新发现。她喜欢讲话，看她讲话很有意思。她还喜欢挑战权威。”
父亲敲着桌子笑了，“是的！每次我们定规矩，她总能想到规避的方法。我们要和她谈判一大堆例外条件。和她在一起从来不会无聊。很有意思。”他放慢语速，又重复了一遍，“很有意思。”
张纯如1968年3月出生于普林斯顿，当时她的父母都是博士后，住在一条名叫爱因斯坦的乡间小道旁。2年后全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香槟大学城，父母两人都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她的弟弟于1970年出生。
“弟弟很外向。张纯如不一样。”母亲说，“她不介意独处。她是个梦想家。”张纯如4岁就学会了阅读。10岁时就在写作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她会跟我聊起她遇到的问题，”母亲说，“我们的关系很近。我们很幸运。她很敏感，我总是告诉她不要介意别人如何评价你。”
张纯如和弟弟都在香槟城的大学附属高中读书————这个小子弟学校出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
14岁时，张纯如已经在学高等数学，还决定参加学校一个全部由男生组成的计算机协会。她很轻松地通过了标准的20项资格测试，但却被男孩们告知她必须再通过5项附加测试。“男孩们聚在一起说，天啊一个女孩也想加入怎么行！”张纯如的父亲回忆，“所以他们就故意用越来越难的测试刁难她。张纯如认为这是歧视，跟他们打了一架。所以如果当年他们让她进了计算机协会，她也许就不会成为记者了。”
1989年，张纯如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读新闻学二年级时遇到了比她大两岁，就读于工程学院的Douglas。
16年后，在她自杀后5天，Douglas在他们的家中接受了采访。空气都因为悲伤而凝固了。他们1989年就订了婚，但张纯如进入了美联社的特招培养计划，被派驻芝加哥，然后她又选择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她是个工作狂，累到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Douglas说。
22岁的张纯如获得了所有新闻系毕业生的梦想职位：一个大出版社和她签了写作合同。“她是现象级的，”当年的一位导师说，“她表达起来像着了魔一样，有时候你会感觉她并不是在同你讲话——是这种全情的投入才使她能下决心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张纯如的第一份写作合同是钱学森的传记。“签完合同她很激动。”Douglas说，“她采访了很多消失多年的人，还挖出来很多埋藏很深的记录。100页的初稿她几个星期就写完了。”
他们两人在1991年结婚后定居在加州圣芭芭拉。1995年，钱学森传记出版了。书评很好，虽然并没有卖出很多本。后来充满争议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年内就卖出了50万册。
张纯如写关于南京的灵感来自1994年的一次会议：她看到了一张日本兵在南京战争罪行的海报。这一年她26岁。“我被震撼了，”她后来写道，“虽然我小时候听过一些故事，但这些照片完全在我意料之外——被砍掉的头的黑白照、被剖开的腹部，强奸者强迫裸体女人摆出各种下流姿势，她们的脸上全是恐惧和羞耻的表情……一霎那间我体会到的不仅仅是生命的脆弱，还有人性的脆弱。”
这个会议组织者是“国际联会”，旨在保存二战亚洲战场的历史。张纯如在这里遇到了一群美籍华裔活动家。
之后她写到，“我突然间感到害怕：这种反人类的事件，最终却被缩小为历史的一处脚注……除非有人强迫这个世界记住它。”
张纯如给出版社打了电话。“这是我要写的书。”她说。
张纯如小时候听祖辈谈起过南京。她的外婆在南京被占领前几周逃离了这所城市。她从小就在图书馆里寻找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但总是什么都找不到。她后来在采访中提到，“我在愤怒中写了这本书。即使一分钱不赚我也不在乎。我要让整个世界了解1937年在南京发生了什么。”当年作为一个孩子，“我甚至无法想象南京的情况到底有多坏，因为故事听上去就像神话：被砍成碎片的人，被染红的扬子江。这种想象对一个孩子来说太残酷了。”
她去中国采访了南京的幸存者。“每一个我遇到的幸存者都在找人倾诉他们的故事，”她说，“有些人在采访中情绪崩溃。但他们都想在死前把亲历的事件记录下来。”她惊讶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他们的身体在南京屠杀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两年的调查中张纯如也发现了一些被掩埋的历史：几本西方人的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英雄行为：Rabe，德国纳粹党员，曾在1937年在南京成立国际安全区域保护南京平民；Vautrin，美国伊利诺伊州人，作为传教士和女子学校教师也参与了救援，救助了上百名妇女和儿童。但有太多她无法保护的妇女被日本士兵抓捕，虐待和杀害。被这种无力感支配的Vautrin，1940年精神崩溃，并在返回美国的轮船上多次试图跳海。1年后她在伊利诺伊州自杀身亡。
“所谓文明，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张纯如写到。她认为这是我们从南京能够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她坚信她的研究是日军暴行无可辩驳的证据。“在读过整箱整箱关于日本二战罪行的历史文献，以及世界史上的类似暴行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残忍，不如说是一个处于危险时代的脆弱文化中的残忍政府，在向人们贩卖和合理化它的反人类行为。”
这本书在圣诞节假期档出版——对于一本严肃的非虚构类书籍来说并不是好消息。结果它居然跃居畅销书榜首，霸榜10周之久，在头4个月就卖出了将近13万册。
“我们完全没准备好。”Douglas说，“ 出版社一直说，‘我们再加印一万册吧’，然后‘再加印一万册吧’。”
张纯如开始参加各种活动。“一般作家在走了五六个城市以后就受不了了。“而她在一年半里拜访了65个城市。”她30岁生日那天我们去了一个小度假村，她累到完全不想离开房间。”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成了畅销书，张纯如开始收到仇恨信件。“她是个完美主义者，每次有人挑战她，她一定要用更多证据来证明自己。很难说服她有哪一次不回应。”她的丈夫Douglas说。绝大部分攻击来自日本极右翼民粹分子。张纯如开始担心人身安全。她说她的电话被监听了，车上会出现威胁字条，还在街上被男子威胁，让她不要再写这种东西。
但不论发生什么，张纯如总能重新打起精神。作为一种运动的代言人使她充满了能量。在她众多的电视访谈里，有一期晚间节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张纯如坐在一群“中国专家”中间，是台上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亚洲人。
“看见她在电视上如此强悍，如此勇敢地坚持她的观点，我觉得她太酷了！”同为美籍华人记者和活动家的谢汉兰回忆说。“她真的无所畏惧。你能从她镇定平缓的语速看出来。她会就事论事地说，‘日本在撒谎，让我来告诉你原因’。”
还有一次张纯如参与了一场和日本大使的辩论。在日本大使陈述了他对南京事件的认识后，张纯如转向节目主持人说：“我没听到他道歉。”
“美籍华裔经常听到关于南京的故事，”谢汉兰说，她的祖母就是在南京被杀害的。“但这些故事都像家庭传说。”
当谢汉兰第一次与张纯如见面时，她原本的计划是共进午餐。结果午餐延长成了晚餐。“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美国的亚裔里，写非虚构类书籍的作家很少见。在这一领域我们是开拓者。”
尽管张纯如的书得到了很多知名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支持，仍有一些人认为她的历史版本过于主观。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主任Schell说，这本书是张纯如寻根的著作，“虽然她是个很优秀的记者，但她对她的研究对象投射了过多的个人感情。这种方式使她的著作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但有些学者认为这不够客观。”
Rabiner，张纯如的代理人说，“书评不是一般地好 —— 这本书太受欢迎了，一直在大卖。这说明有些历史需要由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来写，一些有同理心的人。这本书之所以引发了争议，恰恰因为日本人至今拒绝承认他们在二战中对中国人和其他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同时这本书还向出版社表明：关于中国经历的书确有市场。”
这本书还使张纯如在美国知识界一举成名。1998年她在一次会议中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还送了他一本签名版《南京暴行》。
之后张纯如和丈夫Douglas决定把时间更多花在家庭生活上。他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2002年出生了，有和他的母亲一样的乌黑头发。一家搬进了加州圣荷西的一处联排公寓。她的父母在退休后也搬到了附近。张纯如的母亲希望她的下一本书能挑个轻松点的话题。
但是很快张纯如发现，她的注意力被一个同样黑暗的题目吸引了。
2003年12月4号，张纯如按响了威斯康辛州Martel家的门铃。这是一个他永远也不会忘掉的日子。
“她从一坐下来就开始审问我，就像一个检察官，一直审了5个多小时。”Martel说。他86岁了，是二战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中最后的幸存者之一。Martel的女儿也记得那天。“我们做了一大桌好吃的。我父亲很兴奋。他那天特别有荣誉感。”
几个月之前，张纯如在她的“写书灵感”文件夹里找到一封信，是一群来自二战美军两个坦克营的幸存者。联系人叫Meldahl，是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一位管供给的军士，读了张纯如的书后对她十分赞赏。他邀请张纯如参加他的“口述历史”项目。张纯如同意了。从2003年11月开始，她先后拜访了威斯康辛、伊利诺伊、俄亥俄和肯塔基州的数十位二战老兵。
“看她做调查采访很神奇，”张纯如的丈夫Douglas说，“尤其是和Meldahl一起。他们每次会召集3个退伍军人和家庭，张纯如会做采访，另外会有人录像，有人负责摄影，还有人负责把文件送到邮局邮递出去。然后张纯如会请大家吃饭。所有人都很高兴。这些人等着讲他们的故事已经等太久了，而他们都相信张纯如能帮他们。”
Martel的故事从1941年12月7号开始。珍珠港还在冒烟，日军就轰炸了Martel所属国民警卫队坦克营驻扎的菲律宾巴丹半岛。由于物资匮乏，七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在顽强抵抗日军几个月后投降。
日军强迫投降的美国士兵徒步穿越65英里的湿热丛林。约8千名士兵死于这次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在行军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被迫在日军的战俘营中做苦力。有些甚至被运送到日本本土做奴隶工。但二战结束后他们被遗忘了。这是美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投降。
今天的美国对我们曾经的遭遇一无所知，这一点对我来说难以置信。Martel说，“我们都惊讶于美国就这么抛弃了我们。” (小编注：巴丹死亡行军与肃清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并称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远东三大暴行。)
Martel的听力有点退化了，但他的记忆仍然清晰。他向张纯如回忆了他在巴丹最痛苦的经历。“张纯如让我描述暴行。过程中我两次崩溃而不得不离开房间。”
在他和他的战友们被饥饿和暴打折磨了几个月以后，一天有个日本看守把他打倒在地，用刺刀刺穿了他的前胸。Martel喊着，“你这个混蛋还不快动手！”他讲到这里情绪非常激动。“他为什么要耍我？”Martel就好像又回到了巴丹。张纯如只好改变话题，让他讲个比较轻松的故事。
“你真的曾经长得像卓别林么？”张纯如问。她知道Martel就是因为他的胡子才得以在极度饥饿中幸存下来。他的胡子让日本看守想起了卓别林的电影“流浪汉”。他们会让他表演一段卓别林，作为奖赏他能得到一把葱。
“张纯如非常有同理心，"Martel的女儿回忆。“和她谈话你会把她当作家人。”采访结束后他们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张纯如会寄给Martel她出差城市的照片，新年贺卡，还有她的巴丹项目进展。有张照片是张纯如拥抱着Martel和他妻子，被Martel挂在家里。现在在这张照片旁边是张纯如的讣告。当Martel读到报纸上的讣告时他问女儿，“这是我们的张纯如么？”
张纯如和巴丹死亡行军中幸存的老兵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因为她很在意他们的故事。除了事实，她还会问他们的感受。在一个采访记录中，张纯如说，这些人的故事并不只是战争，也是一群男孩的成长过程。“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可怕了，”她说，“我很受打动。”
在这期间张纯如还参与了另一本书《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推广。这一次又是28天里拜访21个城市。
她最后一次巴丹项目采访是2004年7月。她计划从一辆巴丹时期的坦克里获得音像资料。在准备出差时张纯如疲劳过度了。“以前她会连续工作48小时，瘫倒20小时，然后重新开始工作，”她的丈夫Douglas说，“但这次，我以为她熬夜一整晚之后去睡了一天，但后来发现她根本没休息。她在准备行程的同时，还在努力做个好母亲。”
家里的保姆是当时唯一一个知道张纯如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的人。但是保姆只能讲中文。后来Douglas听说保姆曾经劝张纯如推迟行程。
“张纯如很擅长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即使她已经累坏了。所以我根本没发现有问题。”Douglas说。“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她照顾儿子我工作，或者她工作我照顾儿子。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见面。”
他很伤感地补充，“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们给了彼此更多时间，我本来可以更早发现问题。”
正常情况下张纯如从不单独进行采访。她总希望有当地人先介绍她给被采访人认识。在威斯康辛，她和当地的巴丹项目组一起工作。
“二战对这个小城来说是个灾难，”当地中学的历史主任说，“仅这所高中就失去了200名学生，其中有28人是死于巴丹行军。”
但最后一次张纯如去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采访，她的当地联系人由于家中急事没有随行，她必须单独完成采访。她的父母早上看着她出发。“她太累了，不该出差。”她的母亲说。
当她的飞机落地的时候，张纯如已经因为过分疲劳和焦虑而挺不住了。她入住了旅馆，然后瘫倒在床上。最后她只能给她的母亲打了电话。
“我知道她不太对劲，”她的母亲说，“她不能吃饭喝水。她很抑郁。”她问张纯如在当地有没有可以帮忙的人。当天下午她在一位退伍老兵的帮助下办理了入住当地精神医院的手续。“他们给了她三天的抗抑郁药。”母亲说。三天后父母把她接回了家。医生的诊断是“短期反应性精神障碍”，有可能是突发的一次性病症，也有可能是躁郁症的前兆。
躁郁症是一种情感障碍，约70人中有一名患者。典型症状是大幅度的情绪波动，从高亢到抑郁。如果不进行治疗，症状会不断恶化。
尽管张纯如之前有过被她父母称为“情绪低落”的时候，在肯塔基的情况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她从没遇到过抑郁症患者。”母亲说。
开始时张纯如对休息和药物治疗的反应都很积极。“但她逐渐变得越来越抑郁。”父亲说。她在加州的医生给她增加了一种抗抑郁药物。“但张纯如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生病了。”她拒绝再次住院。
“她不喜欢生病的事实。”父亲说。“她很不耐烦。开始她以为这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但我们一直在说服她接受几个月的治疗时间，因为医生是这么说的。”
母亲补充道，“她一直在治疗中，但是没有好转。她只偶尔吃药。药物使她变得迟钝。所以她只吃一点，然后就停下。这种药不能这么服用。”
张纯如说服她的医生给她降低用药量。“她很坚定，”母亲说，“医生们希望她能够接受心理治疗，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妥协。”
2004年8月到11月，张纯如换了几个心理医生，直到她找到了适合她的一个。“虽然有很多次看诊，但是她一直不肯跟医生谈起她的真实想法。”父亲说，“医生被她骗了，他以为张纯如在好转。”
丈夫Douglas说，因为张纯如想尽快恢复工作。“她很有动力，不想休息。”但是这意味着她又一头扎进了她的巴丹死亡行军调研中去了。
张纯如的家人都见过她的情绪波动周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绝顶、有动力、有激情而又异常勤奋的人的正常状态。这些特质一直为认为是她的优点。现在她的家人们突然要审视这种疾病了。Douglas设计了一张“张纯如恢复20步”的清单，包括去海滩度假，打电话给朋友，按时吃饭（在她桌上放着一本《食物如何影响你的情绪》），锻炼身体。他在地下室搭了一个家庭健身房，几小时几小时地教她健身。但她的抑郁症并没有好转。
她每个星期有2至3次见心理医生，但拒绝家人的参与。“张纯如很强势，即使她有抑郁症。”Douglas说。“她不喜欢有其他人控制局面，所以她很抵触我参与任何心理治疗。病情时好时坏。9月她甚至好像完全回复了。”
他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8月过了2岁生日。他察觉出母亲出了问题。“他发现张纯如从肯塔基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Douglas说，“就像换了一个人。张纯如的情况很糟糕时我们会把他送到我父母家。但我们坚持每天通话，有时候一天两三次。”
张春如的代理人Rabiner也开始担心了。“张纯如告诉我现在没法继续进行巴丹项目。我们都让她休息一段时间。”
张纯如最好的朋友Masin来拜访她。“我劝她找个人谈谈，她丈夫，或者我。结果她找了我。”Masin说。“我们聊了三天。”
“我们还出去徒步了很长时间。”她说，“在三天结束的时候我会讲笑话，她会很开心地笑。我们约好她来我家做客。但在我离开的时候，她又变得对所有事都无动于衷了。”
在张纯如自杀前三天，她的丈夫Douglas计划了一个完美周末。周六他们去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去看了电影。“我们看的是《Ray》，”他说，“我觉得这电影很有启发。她很喜欢。她之前从来没听过Ray Charles的音乐。我们回家以后，她就开始上网查询Ray的信息。”
周日早上他们去圣克鲁兹的码头吃了午餐，然后去了她最喜欢的Spa，一个在山上被树林包围的占地300亩的度假村。
“然后我们回家了。这就是我们渡过的最后一个周末。”
自杀前一天张纯如从卖手枪的商店出来以后，她试着给手枪上膛，但是弹夹卡住了。为了避开10天的购买武器的审核时间，张纯如买了一把南北战争时期的古董仿制枪。这把古董手枪的上膛方式很特殊，子弹甚至需要定制。
根据警方记录，张纯如给当地一个古董手枪专家打了电话。她说她有一只左轮枪，开火不安全。下午12点40，她去一家中餐厅吃了午饭。老板认识她，知道她是个作家。张纯如很快吃饭，打包了绿茶。
2点，她找到古董手枪专家。这位专家后来对警察说，他注意到张纯如装手枪的袋子里有一盒火药。这种黑火药在房间里很不安全，所以他让她把火药留在屋外。她说她买枪的时候没问怎么使用。他教她怎么上膛，试着给她上了一节很简短的安全用枪课程。“她心不在焉。”他对警察说。
为了练习射击，她让这位专家带她去附近一处训练场地。他说这种黑火药不安全。她说她会买更稳定的火药。他们约定周三见面。
周一晚上张纯如回复了代理人Rabiner的一个电话。“我们讲了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半。”代理人说。“我们谈的是生意。一个书商想出版儿童版的《中国人在美国》。
“大部分话题都很轻松。”他说。”她问我是不是相信上帝。我说一点也不。她很平静。病情不像是在一个太糟糕的阶段。
“ Rabiner邀请张纯如来她在纽约的家住一个星期。”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度个假，在周围的林子里转转。我觉得这样可能能打破她的困境。我说我希望她第二天晚上能给我个电话。我挂电话的时候有点担心，但是我并不是个心理疾病的专家，没有意识到她是在跟我告别。“
当天晚上张纯如和Douglas像往常一样在半夜入睡。”我凌晨2点醒来，发现她在楼道里走来走去。“Douglas说。”张纯如想跟我说话。我说，‘现在是凌晨两点，你该睡觉。’她就回到床上了。我看着她直到她睡着。“
Douglas早上5点又醒来的时候，张纯如已经开车出门了。他在张纯如的书房桌上看到一张字条。他马上报了警。
最终一共有三张纸条被找到，都是周一，2004年11月8号写的。第一张很短，标题是”张纯如的声明“。上面写道：”我保证每天早上起床并出门。我会拜访我父母，然后去散步。我会遵医嘱。我保证不伤害自己。我保证不上网查看关于自杀的讨论。“
然后她写了一个自杀字条，给她的父母，丈夫和弟弟——接着是一个修改版。第一版这样写道：
"当你相信自己有未来时，你的计时单位的是年和世代。当你不相信时，你甚至不是度日如年，而是以分钟计算你的时间。希望你们能记住以前那个全盛时期的我——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而不是这个从路易维尔回来的眼神迷离的废物……每一次呼吸都变得艰难无比——这种焦虑就像是溺死在一片汪洋中。我知道我的行为将把这种痛苦的一部分传递给别人，尤其是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在修改版的字条中，她还说：“我在路易维尔的部分经历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我认为你们会找到更多答案。我就是不能拜托这种想法：我被一些难以想象的强大势力利用了，然后被迫害了。不管是中情局还是什么别的机构，我不会知道了。只要我还活着，这股势力就不会放过我……”
“在我去路易维尔前几天，我就开始担心我的安全。我突然感觉我有生命危险：一种很诡异的感觉，总觉得马路上有人跟着我，有白色的面包车停在我家外面，被拆开的信件出现在邮箱里。我相信我之所以被路易维尔的医院扣留，是因为政府试图证明我疯了。
“我想过逃跑，但是我逃离不了我自己。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太弱了，没法抵抗将要来临的旷日持久的痛苦。”
11月9号星期二早上，张纯如的白色老爷车在17号高速公路边被发现后，圣巴巴拉警局负责凶杀案件的Baker侦探调查了她的死因。
“绝大部分自杀案件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偏执。”Baker说，“很多人——根据他们精神稳定程度的不同——都会觉得周围有人想要谋害他们。或者他们觉得自己伤害了所有人，而且犯下的错误无法弥补。一般都会有道歉。”
2005年3月Baker结束了案件调查。验尸官的报告显示：“基于医学调查报告和验尸结果，张纯如，36岁，女性，亚洲人，死于自杀性口内枪伤。”
张纯如自杀后的几天，各个亚洲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都收到了大量来电。大部分电话来自女性，加州奥克兰市诊所的主任Betty Hong说。
“抑郁症在美国的亚裔人群中就像无声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倾向于拒绝帮助。”Hong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在亚洲文化中寻求帮助是一种耻辱，别人会认为你和你的家人都有问题。而且这里还有‘模范少数族裔’的问题。亚裔是美国移民社区里第一个‘成功’的族裔，我们必须不是医生就是律师。”也就是说，很成功也很脆弱。
压力并不会导致心理疾病，但会加剧已有的症状。张纯如想要同时成为“最好的母亲”和“最好的作家”，她的丈夫Douglas说。这使她在失眠之外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失眠是狂躁症的典型症状，”一位医生说。“一般都是先从无法入睡开始，然后他们睡得越来越晚，然后陷入恶性循环，加剧病症。”
张纯如的代理人Rabiner认为张纯如的写作内容和工作狂热都不是她患病的原因。“她有临床抑郁症，而且在三个月内迅速恶化。人们总以为抑郁症类似于某天因为发型难看而心情沮丧。其实这是严重疾病。如果她得的是脑癌，估计人们还能更理解她。”
除了多疑，张纯如的病症还使她更愧疚。在她的告别字条中，张纯如因为让两岁的儿子接种了疫苗而愧疚。她害怕这些疫苗会让儿子患上自闭症。但其实她的儿子很健康。
“所有第一次患精神疾病的患者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这其实是生理性的，是你的大脑生病了。”旧金山中国城心理健康中心前主任说。家庭成员也很难应对这类疾病，“家人不可能完全理清疾病的细节，更何况他们还有和患者的感情。”
“作为医学工作者，我们更有责任识别疾病中的文化影响——更主动地教育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尤其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精神疾病时。”他说。“这是最可怕，危险和令人困惑的阶段。”
张纯如最好的朋友Masin说，“她的家人已经竭尽所能了。她仍然有自由意志。她是个很强势的人，她想做的事情没人能阻止。”
湾区的三场张纯如纪念会都放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张纯如低着头，好像在祈祷，像个天使。第一场纪念会按照中国传统，家人和朋友上前鞠躬三次和她告别。她身穿和照片中颜色一样的深蓝礼服，一如既往地优雅。
“我们的社区失去了一位模范和亲密的好友，这个世界失去了社会和历史公正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谁都想知道张纯如究竟为什么自杀。很难相信，在精神疾病面前，信仰、家庭、身体健康、财政稳定这些我们最依赖的保护力量竟然无能为力。
“即使有最好的支持，最好的治疗，人们仍然可能自杀。”医生说。“他们可以极有条理，极其自律，极有效率，但仍然罹患精神疾病。这很普遍，但大多数人察觉不到，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提起。”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所有条件都相同时，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自杀，有些人不会。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
全文完